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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西夏遗民扎根濮阳系列”之三 贺兰山牧人变身中原农民

文章来源:未知发布时间:2011-11-14作者:杨氏网点击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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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什八郎村虽然曾经迁移过,但大体上不离金堤左右。说起这金堤,在历史上那名气可大了。相传这道黄河古堤是秦始皇所筑,濮阳一带的民间传说将此人吹得挺邪乎:秦始皇统一中国后,北筑长城防匈奴,南筑金堤挡黄水,征调了成千上万民工,日夜奋战来修金堤。

“西夏遗民扎根濮阳系列”之三 贺兰山牧人变身中原农民 - 杨氏网

 

  杨什八郎村虽然曾经迁移过,但大体上不离金堤左右。说起这金堤,在历史上那名气可大了。相传这道黄河古堤是秦始皇所筑,濮阳一带的民间传说将此人吹得挺“邪乎”:秦始皇统一中国后,北筑长城防匈奴,南筑金堤挡黄水,征调了成千上万民工,日夜奋战来修金堤。累死、饿死的民工不计其数,可是大堤还是修不起来。
  秦始皇得知后,骑着一匹石马,带着文武大臣亲自来监工。他刚到黄河边,就遇到水妖作怪,霎时天昏地暗、狂风怒号、大雨倾盆,滚滚的黄水往上涨,大堤根本没法修筑。秦始皇生了气,扬起手中赶山鞭往水中打去,打得水浪滚滚、河水倒流。河水中一个怪物被逼得现了形,那怪物形若猿猴,缩鼻高额,青躯白首,金目雪牙,正是惯于兴风作浪、翻江倒海的蛟龙。秦始皇用赶山鞭朝它打去,蛟龙则向他大吐黑水。不一会儿,黄河变成了血河,鱼、虾尸体漂满河。后来,蛟龙体力不支,顺着黄河往东海逃跑。
  秦始皇骑着石马,继续前行,头前走过,后边堤起。这匹石马,眼没睁开,摸瞎往前走,结果,走得弯弯曲曲,大堤也不直。堤修好后,挡住了黄水,从没有开过。秦始皇给起了个名儿,叫“金堤”。
  “金堤”之名,在西汉的文献中就出现过,的确是很古老的黄河堤。战国时,黄河沿岸各国开始修筑大堤,但各自利益不同,堤修得就非常不合理,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整体规划重修大堤,倒是确有其事。
  金堤的存在,证明这一带很早就是华夏农耕文化的腹心之地。当习惯西北牧场马背生活的党项及诸“色目人”移居这样一片土地,他们的生存方式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?
  早在明代,就有人对杨氏家族文化的变迁作出了这样的评价:“夫氏也,生于贺兰,迁于濮阳……然而是西夷之人也,夷之变于夏者也。”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对汉族传统文化的认同,使这个家族在百年的时间内,迅速汉化了。
  西夏一带,“土坚腴,水清冽,风气广莫,民俗强梗尚气,重然诺,敢战斗。”人们四处游牧,剽悍而质朴,刚到濮阳,尚“华衣锦帽,纵鹰犬驰逐以为乐”、“时北方人初至,犹射猎为俗,后渐知耕垦播殖如华人”。
  当他们结束游牧生活,由“射猎”而转为“耕垦”后,接受汉文化就成为一个必然的过程。
  尽管元朝政府多次下令蒙古人、色目人“不拘汉俗”,不得行守丧之制。但杨氏二世祖闾马在濮阳安定下来之后,即“卜茔于本宅之西北堤南道北爽垲之地,亲茔冢圹,栽植柏杨,乃迁其祖考妣而葬焉”。三世祖达海将坟地由1亩扩为10亩,再扩为200余亩,收入专供祭祀之用。四世祖杨崇喜在国子监苦学多年,即将参加殿试,忽闻其父去世,叹曰:“亲老违养,非孝也。”毅然放弃功名,归家守丧。杨崇喜可说是标准的谦谦君子,他一生恪守儒家伦理规范,笃行的虔诚,足以令许多久居中原的汉族士大夫汗颜。
  散居在濮阳的哈刺鲁、乃蛮、旭申人,也都相继完成民族同化过程,消融在汉民族和汉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。
  有学者说,《唐兀公碑》之所以重要,是因为它是民族融合过程的一个实物见证。
  杨什八郎村“善俗”犹存
  1985年下半年,河南省社科院学者穆朝庆先生前往杨什八郎村调查,在收藏《述善集》和杨氏家谱的杨存藻家,他为杨的老父亲照了张相片。数月后,杨存藻的父亲去世,生前没有留下照片,他非常想写信给穆朝庆要那张照片,可踌躇了好多天没法下笔。他的难题在许多人看来简直不是问题:当初他没有询问穆朝庆的职务,不知道信的开头该如何称呼!
  杨存藻为难了好多天,直到第二年宁夏社科院学者罗矛坤到杨什八郎村做调查。接待完罗矛坤先生,他提出了一个要求:“你认识河南省社科院的穆朝庆吗?你们之间好称呼,能不能给他写封信请他把照片寄过来?”罗矛坤很爽快地答应了:“行!我看到照片在老穆桌子玻璃板下压着,我给他写信。”
  杨存藻很高兴,赶忙买了信纸、信封和邮票,拿给了罗矛坤。没多久,照片就寄了过来。
  在一般人看来,他未免过于“迂腐”。但在杨存藻看来,称呼是个大问题,绝对马虎不得。采访中记者发现,杨什八郎村似乎更遵守传统的礼仪规范,甚至颇有点“克己复礼”的意思。采访到的杨什八郎村民都说,杨氏族人以团结和睦闻名乡里,族内从来不发生打架骂仗的事情,只要族内人有事,个个愿意帮忙。虽然杨氏一族“人多势重”,但他们与周围的村子从来没发生过矛盾,更没有什么冲突。
  阅读有关资料,记者发现,杨什八郎村的这个特点由来有自。
  在他们世代珍藏的《述善集》中,第一卷就是《善俗卷》,主要记述其世和四世为“美风俗、厚人伦”,与周边百姓共立《龙祠乡社义约》一事。
  《龙祠乡社义约》是迄今所知最为古老的少数民族乡规民约。义约共15条,既有“务辨尊卑之差,别长幼之序,明宾主之礼”的“乡社之礼”,又有很多日常行为的道德约束:谁家耕牛死亡,“则社人自备饮食,各与助耕地一晌”,谁家遭受水火盗贼等意外灾难,社人“各量己力而济助之”,平时要看管好自家的牲畜,不能作践田禾。除此之外,还有“聚众而奖之(或罚之)”等道德评价机制。
  河南大学教授刘坤太认为,《龙祠乡社义约》脱胎于北宋著名的《蓝田吕氏乡约》,并下启明代王阳明的《南赣乡约》,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中一个重要的环节。虽然受《蓝田吕氏乡约》的影响很明显,但《龙祠乡社义约》少了一些大道理,多了许多更具体更实际的规定。唐兀家族恪守儒家伦理规范,尊奉倡导的“乡党之义”,讲信修睦,努力使自己的小环境达到“里仁为美”的境界。
  《述善集》收录了不少当时人为《龙祠乡社义约》写的诗、赞、记等,其中元末明初的著名学者、达官显宦竟有10多人,可见其在当时影响之大,社会评价之高。
  刘坤太说,本属典型中原汉文化的“乡社之礼”,落户中原不过数十年的西夏遗民“讲究”得如此认真,足见他们受儒家文化影响之深。
  “九儒十丐”妖魔化元朝?  
  “一官、二吏、三僧、四道、五医、六工、七匠、八娼、九儒、十丐”,这个所谓的元朝社会等级划分,人们耳熟能详,给人的印象是元朝统治者践踏斯文,元朝社会漆黑一团。
  近来有人考证,这种等级划分完全是子虚乌有,制造这种说法的人,颇有妖魔化元朝的嫌疑。
  这种说法出自南宋遗民谢枋得之口,其实是元代初期读书人无奈的自嘲。清代著名学者赵翼引用这句话时,在前面加了两个字:“元制(度)!”这一下不打紧,原本是读书人的一句戏言,被众多不知情的人当成了元朝的制度。
  其实元朝皇帝智商一点也不低,他们早就明白,“北方之有中夏者,当行汉法乃可长久”,“帝中国当行中国事”。为了“以汉法治汉地”,元朝数代皇帝都重视儒学,尊奉孔子,武宗更加封孔子为“大成至圣文宣王”。
  相对于其他的色目人,西夏遗民更容易接受儒学。元昊建立西夏时,就开始在文化上全面向汉族学习,其后西夏的儒学相当发达。
  杨氏二世祖唐兀闾马定居濮阳后,“好学向义”,留下了“宁得子孙贤,莫求家道富”的名言,至今为杨什八郎村民所熟知。闾马以厚礼聘请老师,教自己子孙学习儒家经典。晚年积聚一定家财后,开始着手兴建义学。经其子达海,其孙崇喜持续数十年的努力,一座规模宏大的书院终于建成,并建成“大成至圣文宣王之殿”(即孔庙),以春秋祭奠、供学生瞻仰。
  书院建成数年后,朝廷有人提议:“是义人也,宜旌之。”于是皇帝赐名“崇义书院”。一直到清代,这个书院在濮阳都很有名,清末武状元张三甲,就曾是这个书院的学生。
  据《述善集》记载,元末明初时期,崇义书院实行的是义务教育。崇喜为学校置办了454亩“义学地”,由族人共同耕种,所得收入一方面用于聘请名师,一方面供给学生衣食。不管是本族学生,还是外姓学生,一律免除所有费用。
  对于崇义书院,《述善集》记载颇多,被认为是目前所知最完整也最原始的元代书院记录,是研究元代教育,尤其是西夏遗民教育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。
  极力倡导儒学的唐兀崇喜本人,就是知名的儒者。他曾经是国子监的“上舍生”(优等生),可说是唐兀家族三代培养出来的精英人物。《述善集》和《唐兀公碑》都出自他手,《龙祠乡社义约》也是由他重新修订。对于这个家族的发展,唐兀崇喜影响极大。可以说,杨氏家族能保存如此完整的家族史资料,能保持诸多“善俗”,都跟他有极大的关系。
  三代培养出的贵族  
  濮阳杨氏家族珍藏六百余年的《述善集》,所收录的文章诗赋都是记述、赞颂杨氏一家一族之事,共有作品75篇,由杨崇喜于元末编成。文集中的作者大多与杨崇喜关系密切,绝大多数作品是因他而作。这些作者中,有12人正史和方志有传,都是元末明初的达官显贵和著名学者,如担任过部长级高官的著名学者危素、程徐、曾坚等,足见杨崇喜社会声望、地位不平凡。杨崇喜曾是国子监的上舍生,元朝的国子监保持300~400生员,其中有40人是上舍生。他的成绩达到标准,参加会试并考中,可惜此时他父亲去世,他放弃了殿试归家守丧,后来没再做官,只担任了家族承袭的百夫长。虽然如此,危素、程徐等人对他也极为尊重。
  从记载看,杨崇喜是典型的谦谦君子。他有军户身份,又身为百夫长,也常在家族内组织射箭比赛之类的活动,不过跟他祖上奔驰草原的剽悍相比,他倡导的射箭彬彬有礼,完全不是一码事了。他要求家人先要“内外揖逊,中合于礼节”,然后才能拿起弓,射不中的时候,要责备自己,不能怨恨获胜者。虽然是比赛,但也要是君子之间的竞争。孔子关于射箭,就发表过这样的言论,杨崇喜付诸实践,毫不马虎。曾在贺兰山下游牧的党项人,一旦接受了儒家思想,竟贯彻得如此彻底,的确是“夷之变于夏者也”。
  西夏遗民后裔的寻根愿望  
  2001年10月,杨学景等三位杨家人代表族人前往宁夏,踏上了寻根的路途。
  其实杨家人最初并没寻根的念头,县里文化部门有人“撺掇”说,你们不想回去看看?三说两不说的,他们动了心,几个村合计着去一趟,“看看有遗址没,有咱同族的人没”。到了宁夏,他们找到了曾到村里搞过调查的罗矛坤先生。结果使他们有点失望,“人家说我们当时是牧民,没有固定的场所。同族也找不到了。”在别人建议之下,他们去了贺兰山下的西夏王陵。
  看着贺兰山下那一个个“头枕青山,脚依黄河”的坟茔,他们感觉既陌生又亲切。在王陵前烧了些纸和香,他们失落的情绪渐渐没有了。“也算找到了老家,不虚此行了。”
  在杨什八郎村时,村民对自己民族身份问题看得很淡,“祖先觉得汉族不孬,随了汉姓。现在都汉化了,不说少数民族的事了”。在外面工作的族人,有的想争取少数民族身份,但村里的农民却大多持无所谓的态度。
  因年代久远,杨氏族人其实已经不知道自己是党项后裔,《唐兀公碑》和《述善集》的发现才揭开了这段尘封的历史。《唐兀公碑》与《述善集》具体而详尽地记录了逐步汉化的进程。汉化在姓氏的使用上表现最为明显,从一世到三世专用赐姓唐兀,四世时唐兀与杨氏并用,五世以后便全用汉姓杨氏,生活习俗也都差不多完全汉化了。他们早期与哈刺鲁、乃蛮、旭申、怯烈及蒙古朵烈团等族通婚较多,其后主要与汉族通婚。明初曾规定蒙古人、色目人“不许本类自相嫁娶,违者杖八十,男女入宫为奴”。杨氏六世祖以后,婚配者差不多已全为汉族,其汉化的进程也随之进一步加快了。
  采访中记者多次问村民,他们与周围村庄的人相比有什么不同,村民都说没什么不同,以前说额头高什么的,其实也不很明显。解放前,杨什八郎村还有尚武的风气,民谣说:“喝了什八郎的水,大人小孩都会伸伸腿儿。”意思是都会点武术,但现在尚武的风气已不复存在。 (全文完)
  为了弄清自己的民族身份,2001年十月,杨什八郎村的三位杨家人代表族人前往宁夏寻根。当他们站在贺兰山下的西夏王陵前,看着那一个个“头枕青山,脚依黄河”的坟茔,不由得产生了回家的感觉。 翻拍资料照片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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