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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西夏遗民扎根濮阳系列”之二 “色目人”闾马缘何卜居濮阳

文章来源:未知发布时间:2011-11-14作者:杨氏网点击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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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氏的祖先世居宁夏路贺兰山,为什么在西夏灭亡后选择了数千里之外的濮阳,并且世世代代定居下来?为什么离开自己熟悉的游牧世界,来到传统的农耕文化区域? 问起这个问题,杨什八郎村一位老人说,当初二世祖看这地方不错,就留了下来。但按照《唐兀公碑》和杨氏家谱记

“西夏遗民扎根濮阳系列”之二 “色目人”闾马缘何卜居濮阳 - 杨氏网

 

“西夏遗民扎根濮阳系列”之二 “色目人”闾马缘何卜居濮阳 - 杨氏网

 

 

  杨氏的祖先“世居宁夏路贺兰山”,为什么在西夏灭亡后选择了数千里之外的濮阳,并且世世代代定居下来?为什么离开自己熟悉的游牧世界,来到传统的农耕文化区域?
  问起这个问题,杨什八郎村一位老人说,当初二世祖看这地方不错,就留了下来。但按照《唐兀公碑》和杨氏家谱记载,其一世祖唐兀台没有到过濮阳,二世祖唐兀闾马才定居濮阳。闾马定居濮阳,大概是1279年蒙古灭掉南宋、统一全国前后,这个时候,距离西夏的灭亡已经50多年。这50多年,唐兀台、唐兀闾马在干什么?他们在哪里?怎么过来的?
  依据杨氏家族世代衷心呵护保存下来的史料,如《唐兀公碑》、《述善集》和家谱,并参照《元史》、《金史》等文献,学者们大致描绘出了杨氏家族辗转来濮阳的复杂过程。在这里定居,似乎并不像是唐兀闾马个人的选择,而是全国统一后,蒙古人有意的安排。而其中最主要的原因,大概是濮阳位于华北大平原的南端,土地肥沃,地理位置异常重要。
  随蒙古大军逐鹿中原
  蒙古与西夏之间的战争极其惨烈,双方都打红了眼,成吉思汗曾发誓“(将西夏)殄灭无遗,以死之,以灭之”。因此,在进行采访之前,记者想当然地认为,杨氏这支西夏遗民,是躲过蒙古骑兵一次次的追杀,四处漂泊之后,隐姓埋名来到濮阳的。
  看到《唐兀公碑》后,我马上知道自己的想象全然不对。按照石碑上的文字及杨氏家谱记载,杨氏一世祖唐兀台是蒙古军队中的一名下级军官。唐兀台随蒙古军队南征,“收金破宋”,屡立战功,担任“弹压”官职(级别大概是八品或九品)。他随蒙古部队征战了30来年,60多岁的时候病死在军营中。当时他的儿子唐兀闾马年仅10岁,靠族人照料在军中长大。成人后的唐兀闾马弓马娴熟,随蒙古军队四处征战,参加过《神雕侠侣》中浓墨重彩描写的襄阳大战,当然,那时他是郭靖的敌人。
  西夏的遗民怎么成了蒙古的士兵?西夏学者白滨在甘肃酒泉发现的《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》,或许能为我们提供答案:蒙古军队攻打西夏肃州时,肃州城内党项上层率部投降,被任命为肃州长官,部分西夏军队被充入蒙古军队,以唐兀军的名号与蒙古大军一起逐鹿中原。而《元史》中记载了另一种情形,蒙古贵族阔端镇守凉州时,“大发民为兵”,强征大批西夏遗民加入蒙古军队。唐兀台的情形,大概属于后一种情况。
  有研究者撰文说,虽然不少西夏人随蒙古大军征战,但蒙古人对西夏人的敌忾情绪和防范之心一直很重,这些西夏人的地位很低,远远不如率先归附蒙古的畏兀儿人和回回人。而西夏遗民的内心深处也存在着强烈的对抗情绪。
  西夏灭亡30多年后的1260年,忽必烈继承汗位,西夏人的状况开始悄悄发生变化,“帝以西夏子弟多才俊,欲试用之”。他在很多方面有意识地提高西夏遗民的地位,重用遗民中的上层人物,并且“世祖(忽必烈)以其(西夏)人刚直守义,嘉之……次蒙古一等”。元朝将所有居民分为四等,西夏遗民原本处于最低一层,忽必烈将其提到仅次于蒙古的第二级“色目人”,与畏兀儿、哈刺鲁、乃蛮等享受一样的待遇,高出了“汉人”、“南人”。
  忽必烈为什么突然对西夏遗民如此厚爱?据暨南大学教授汤开建研究,这背后其实有着复杂的原因。蒙古人打败顽强的西夏军队后,对西夏人进行了残酷的报复,这种报复持续了数十年,使西夏故地一直动荡不安。而西夏故地地理位置极其重要,是控制蒙古西北诸王以及与中亚诸蒙古汗国加强联系的主要交通线。稳定这一地区,是忽必烈面临的重大任务。因此他一改过去的高压政策,起用西夏遗民,以稳定西夏人心。此举果然奏效,1288年“宁夏”路的建立,成为西夏得到安宁的标志。
  另外,忽必烈即位不久,就先后爆发了西北蒙古诸王和山东一带的汉族权贵的叛乱,尽管叛乱很快被平定,但忽必烈从此对部分蒙古贵族失去信任,对许多汉族官僚更是充满戒心。而在山东一带汉族权贵的叛乱中,西夏皇族之后李恒却不顾身家性命,冒险入京告发,致使自己家人全部被叛军抓进监狱。这件事令忽必烈大为感动,让他深深感觉到西夏人“刚直守义”,足以重用。当时忽必烈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消灭南宋、一统天下,可南宋是拥有百万军队的大国,完成这一大业,需要大量的人才。西夏“土坚腴,水清冽,风气广莫,民俗强梗尚气,重然诺,敢战斗”,因此,西夏遗民成为忽必烈所倚重的力量,其地位直线上升。
  忽必烈时代,唐兀闾马在军中成长为一名强壮的战士,正赶上西夏遗民的好时候。
  战后“转业”到濮阳  
  按《唐兀公碑》的说法,闾马“多获功赏,然性恬退,不求进用,大事既定,遂来开州濮阳县东,拨付草地,于民相参住坐”。所谓“大事既定”,指的应该是蒙古灭掉南宋,一统天下。“拨付草地”,是说由政府划给土地做牧场;“于民相参”,则说明唐兀闾马不是普通民户,而是“官户”。
  由此可以看出来,闾马来濮阳并不是个人行为。元朝一统天下后,已没必要保留大量的军队,裁军势在必行。闾马应该是从野战部队“转业”,但还保留军籍。
  元初天下底定,但忽必烈对于如何保护偌大的帝国煞费苦心,他命“宗王将兵镇边檄襟喉之地,而河洛、山东据天下腹心,则以蒙古、探马赤军列大府屯之”。濮阳地处河南、河北、山东交界,是南北交通要道,因此被安排了大量屯田部队,他们“上马则备战,下马则屯聚牧养”。闾马大概就是在这种背景下,被元政府安排到濮阳居住的。他的后代一直没有脱离军户籍,到他的孙子唐兀崇喜等人仍是“军民万户府”的“百夫长”。
  虽说仍是军户,但战后社会安定,闾马们修建住宅、添置家产,经历数十年动荡之后,在全新的环境里过上了舒心的日子。
  经过蒙古灭金、灭宋的战争,中原一带遭受极其严重的破坏,大量人民或死于战乱,或纷纷南逃,人口只有过去的十分之一,曾经繁华的地区变得“土旷人稀”了。也许正是这样的原因,元朝政府“拨付”给闾马的“草地”想必面积广阔,经过数代经营,闾马的后代逐渐成为一个殷实富裕的豪绅地主。
  定居濮阳的时候,唐兀闾马大约32岁,正值盛年,是经营人生的最好年龄段。他给自己娶了一位同是“色目人”的哈刺鲁氏新娘,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哈刺鲁氏意为“雪人”,因行军时遭遇大雪迷路而得名,是突厥原始部落之一,他们较早归顺成吉思汗,在元朝政治地位较高。与同为草原游牧人后代的哈刺鲁人联姻,可能是唐兀闾马现实的选择,在陌生的环境中,他需要与自己有类似文化背景的人一起,共同开拓生存的空间。
  唐兀闾马有5个儿子和11个孙子,他们有的与哈刺鲁、乃蛮、旭申人联姻,有的与汉族成亲,在元朝末年,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家族。
  河南西夏后裔知多少  
  从蒙古与西夏开战到西夏灭亡,有大批西夏人被迫离开家园,出现了一次规模颇大的移民潮。他们迁徙的范围相当广泛,见诸记载的,有中亚、尼泊尔、漠北、西藏、青海、四川、河南、河北、安徽、山东、江浙等诸多地区。其中既有西夏主体民族党项人,也有其境内其他民族的人。
  据文献记载,移居河南的西夏移民不只濮阳杨氏,南阳的唐河、邓州、方城以及信阳、开封、鹤壁浚县等地都有西夏遗民,但由于没有像杨氏家族这样世代相传的文献资料,这些西夏遗民现在已无踪可寻。
  南阳的唐河、邓州、方城和信阳一带的西夏遗民,大多是汉族,在西夏灭亡时,为了躲避空前的浩劫,他们逃回了中原。据《金史》记载,1226年,西夏人王立之出使金国,他还没完成自己的使命,西夏已经灭亡。无家可归的王立之接受了金国的任命,出任“宣差弹压”一职,主管收抚西夏流民。
  数年后,王立之家人也逃回中原,他上书说,自己先祖本是申州(今信阳)人,请求辞去官职,回归祖籍。金国皇帝下诏恩准,让他回申州仍担任“宣差弹压”,主管唐(今唐河)、邓(今邓州)、裕(今方城)、申等地西夏流民。这部分流民大多本是汉族,很快就融入了本地,没了踪迹。
  金国灭亡后,西夏人察罕“以都元帅兼领尚书省事,赐汴梁、归德、河南、怀、孟、濮三千余户为食邑,及诸处草地,合一万四千五百余顷,户两万余”。察罕在蒙古与西夏开战前就归顺了蒙古,当时他只有10来岁,极聪明,深得成吉思汗喜爱,被认为养子。长大后随蒙古大军东征西讨,勇武忠诚,战功赫赫。蒙古大军在兴庆府屠城之时,察罕极力劝谏,救下无数生灵。他的势力范围在河南,死后又“追封河南王”,追随他的西夏人,应该有不少落户河南,可惜史籍没有多少记载,而这些人的后代也没有保存下来可资考证的资料。
  1974年,浚县砖瓦厂在施工时发掘出一通墓志,叫《中义大夫汉阳府墓志》。由此引起人们对浚县西夏遗民后裔的关注。汉阳知府名叫哈喇哈孙,是浚州(今浚县)达鲁花赤(元朝一地最高军政长官)述哥察儿之子。述哥察儿的墓至今仍存,是浚县知名古迹之一。他的墓碑早已不存,但元代学者吴澄为他撰写的墓志铭因收入文集而保存下来。此人是西夏遗民,追随蒙古军队征战,屡立战功,被任命为浚州达鲁花赤。退职后,他“买田筑宅黎阳山(即浚县大 山)下”,其子孙从此定居浚县。他儿子从汉阳知府的领导岗位退下来后,结庐于父亲墓前,死后也葬在这里。吴澄为述哥察儿撰写墓志铭时,这支西夏遗民已经繁衍四代,其曾孙“男五女二”,由此推定,浚县肯定有一支西夏遗民后裔。
  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员任崇岳曾专门对此进行研究,但他在《浚县志》上却没有找到任何线索。从姓氏上找,浚县337个姓氏没有述姓。查读音接近的姓氏,舒姓有100人左右,述哥察儿的后裔繁衍至今,应该有数千人,这个姓氏人数太少;苏姓有上万人,人数似乎又太多。浚县300多个姓氏中,只有端木、王、张、岳等几姓有族谱,使人无从查起。大概这支西夏遗民已完全融入了汉族。
  濮阳杨氏家族世代相传的《述善集》,收录了不少其四世祖杨崇喜与元末明初文人相唱和的诗歌,其中有数位作者署名为西夏人,可见当时西夏遗民都很清楚自己的身份,并有不同寻常的感情。众多的遗民没有留下痕迹,而濮阳的这支遗民却保留下来珍贵而翔实的史料,记载了自己祖源。这种祖根意识,是汉化的结果,还是对西夏党项人身份潜在而强烈的怀念?
  □首席记者姚伟记者陈伟文图
  根据有关文献记载,杨氏家族辗转到濮阳定居,不像是唐兀闾马个人的选择,而是全国统一后,蒙古人有意的安排。而其中最主要的原因,大概是濮阳位于华北大平原的南端,土地肥沃,地理位置异常重要。图为杨氏家族祖坟地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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