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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西夏遗民扎根濮阳系列”之一 杨什八郎的三件“珍宝”

文章来源:大河报发布时间:2011-11-14作者:网络点击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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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蒙古秘史》记载,成吉思汗每饭则言:“(将西夏)殄灭无遗,以死之,以灭之。

“西夏遗民扎根濮阳系列”之一 杨什八郎的三件“珍宝” - 杨氏网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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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西夏遗民扎根濮阳系列”之一 杨什八郎的三件“珍宝” - 杨氏网

 

  《蒙古秘史》记载,成吉思汗每饭则言:“(将西夏)殄灭无遗,以死之,以灭之。
  对于纵横欧亚大陆的蒙古人来说,西夏是个让他们付出惨重代价的地方。
  为了占领西夏,在20多年的时间内,蒙古大军曾发动六次大规模进攻。傲慢的蒙古人在这里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抵抗,一次次的战役,蒙古军队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,大量优秀的蒙古将士战死西夏战场。这本已使蒙古人恼羞成怒,而西夏人时叛时降的诡异外交手段,更使他们怒不可遏。
  1227年,强悍无比的蒙古骑兵终于踏进西夏首都兴庆府(又名中兴府,今宁夏银川),在此一个月前,“世界征服者”本人病逝于征途,他留下遗嘱,命令屠城。
  在那一刻,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蒙古军队残酷的报复。西夏的很多地方,“免(死)者百无一二,白骨蔽野”。曾经强盛近两百年的西夏,瞬间烟消云散。
  幸存下来的西夏人流落飘零,文物典籍被毁弃一空,其主体民族——党项人从此神秘消失,整个西夏文明,也从此消失在历史深处。
  ★濮阳县柳屯镇原名柳下屯,相传是那个“坐怀不乱”的柳下惠的故里。柳屯南边不到一公里的金堤下,有个叫杨什八郎的村子,村民几乎都姓杨。与周围的村庄相比,杨什八郎的村民几乎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,不管是体形、相貌、口音、饮食,还是习俗,他们与周围的农民都没有什么差别。他们自己登记的民族成分,全部都是汉族。
  但杨什八郎村民的内心,始终隐约感觉到自己与周围的人有所不同。因为他们村有三样祖宗留下来的文物:一个形制特别的大方碑——唐兀公碑,一个完整的家谱和一部叫《述善集》的家传古书。这三样东西全村人视若命根,世代相传,生死相守。
  唐兀公碑上的文字仍清晰可辨,与家谱和《述善集》相印证,显示他们的祖先来自遥远的贺兰山下。立碑的人,是他们的四世祖、蒙古侍卫百夫长唐兀崇喜(也叫杨崇喜)。这些文字使他们觉得,自己可能是蒙古族。
  上个世纪80年代,古代文化逐渐受到尊重,濮阳文化界有人发现了杨什八郎村民珍藏的三件文物,消息传播出去,引起学术界极大震动:唐兀即党项!是蒙古人对西夏党项人的称呼。难道濮阳这个村庄居住的,是被认为早已消失的西夏人的后裔?他们经历了怎样的命运?怎么从贺兰山下来到华夏文明的腹地?为什么消弭了所有的民族特性?研究西夏文化的学者纷至沓来,探究这个小村庄隐藏的大秘密。
  代代相传“老坟会”
  濮阳县柳屯镇南行二里许,就是著名的金堤。由于黄河河道向南滚动,这道据说是秦始皇下令修筑的古堤早已不是临黄堤了,但却依然高大而厚实,从滑县入濮阳再向山东蜿蜒而去,如一条巨大的虬龙伏在大地上。
  金堤之南,几座高大的坟茔和一座大方碑矗立在平整的麦地里。田地里的矮秆麦整齐而密集,麦穗粗壮,穿过青青麦地里土白色的小径,我们来到那座造型奇特的大方碑前。这碑高约3米,七八十公分见方,下有仰莲座,上有屋顶一样的装饰,雕刻精致。整座石碑古朴浑厚而不失灵巧生动,尤其碑顶远看如蒙古人的毡帽,很别致。
  石碑的正面朝南,上刻“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”。细看碑文,得知这个石碑立于元朝至正十六年(公元1356年),距今已有650年的历史。这600多年间,中原地区经历了多次战乱及各种天灾人祸,无数的文物古迹湮没无存了,为什么这座石碑能保存得这么完好?
  陪同采访的杨什八郎村民杨学景告诉记者,这主要是因为杨家一族有个“老坟会”(现叫“唐兀公碑保护小组”),世代相传,从未停止过活动。按照老规矩,本族一门派一个人担任“会首”,实际上就是一个“家族理事会”,但不管别的事,只负责看护祖茔和唐兀公碑。
  杨什八郎村过去在祖茔的南边,因频繁发生水患,一百多年前村子被迫搬迁,分成杨什八郎、西什八郎、南什八郎等几个村庄,现在附近12个村庄都有他们的族人。人虽然分开了,但“老坟会”却没有散。过去有十几个“会首”,如今人丁兴旺,分了二十四门人,就有了24个“会首”。离祖茔较近的杨什八郎、西什八郎村的“会首”负责日常的看护,两个人一班,一周轮一回,每天到祖茔巡视,拔草、平地、打扫卫生。过去有40多亩全族共有的坟地,也由临近这两个村的“会首”义务耕种,收获的粮食集中起来,用于全族祭祖、聚会和扫墓,也可用于照顾族内的鳏寡孤独。解放后没有坟地了,“会首”们只负责日常看护。有大事的时候,则需要召集各村的“会首”共同协商。
  600多年来,每到兵荒马乱的时候,“不兴”的时候,“会首”们经开会协商后,一起挖坑,将唐兀公碑深埋地下。等到太平盛世,“会首”再聚集起来,将碑挖出来重新竖立。据村里的老辈人说,这碑埋过三次,最近的一次是“文化大革命”中“革命小将”开始疯狂砸碑时,“会首”们冒着极大的风险将碑埋掉,全村人心知肚明,有人来问,村里人众口一词,说这碑早都没了,然后喊几句“革命口号”,把来人糊弄走。就这样,这碑安睡地下,躲过了又一场劫难。
  杨学景不无得意地说:“搞水利的时候毁了多少碑?‘文化大革命’时又砸了多少碑?俺这碑还是完好无损!”
  1984年,经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,很多文物得到了尊重和保护,杨姓家族的“会首”们认为该是唐兀公碑“重见天日”的时候了,于是将这碑挖掘了出来。1985年4月,家族集资请戏班子在金堤上唱了几天大戏,将大方碑重新立了起来,并修建了碑亭。
  新立起的石碑正面朝南,据村里的老人说,原来石碑是面朝西的,没有人知道确切的原因,有人猜测“大概元朝以西为尊吧。”重新立碑的时候,就按照一般的习惯,让石碑正面朝了南。
  采访期间,记者遇到了前来看护杨氏祖茔的“会首”杨存秋,这位70多岁的老人说,这“老坟会”是四世祖定下的老规矩,传了20多代人了,代代都有诚心人,即使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,每年清明、七月十五、十月一的扫墓等活动也基本没中断过。当“会首”一点儿好处没有,可大家都爱干。老“会首”去世,家族的人就会问其长子:“您家人还干不干?”几乎每家都回答得很干脆:“干!”觉得该自己干,当“会首”有一种荣誉感。
  杨家的四世祖似乎是家族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,杨学景说,由他家珍藏的家谱和《述善集》,也是由四世祖编录或开创的。
  世传家谱生死相守  
  濮阳县柳屯镇一带的村庄基本上都有家谱,但这些家谱大多断断续续,不完整。说起有关家谱的事儿,这一带的人都很羡慕杨什八郎村:“一般村上查几代就没有了,人家这村很系统,不间断,能查到老根儿!”
  杨氏家谱有两种,一种写在专用的本子上(他们叫藏书),一种写在布上(名为总谱)。杨学景说,他们家族10年有次大聚会,一般都选在春天农闲时,场面十分热闹,每次都要请戏班子唱几天大戏,全族的人都来,周围的村庄也带匾等礼物来祝贺,现在县市领导也来。聚会时一项重要的活动就是续家谱,各家把生的死的都报报,出生的上“藏书”,去世的上“总谱”。如今他们的“总谱”已近两米宽、10多米长。
  每年农历大年初一,如果天好的话,杨学景一家就会找个宽敞的地方,把“总谱”挂出来(因太大,屋里面挂不开),全村的人和其他村姓杨的都来,找到自己所属一支祖先的名字,摆上酒、肉、水果等供品,烧香、烧纸、磕头,再放一挂长长的鞭炮。
  杨学景说,现在的家谱,依据的都是他家世代珍藏的明代隆庆年间“重刊录”的“老总谱”。在他家,记者看到了这个明代的古老家谱,由巨幅的酱褐色缎子加黄布衬里缝制而成,宽1米7多,长4米多,俨然一床很大的夹被。
  杨学景专门买了几个旧文件柜,用三四层塑料布把“老总谱”包裹得严严实实,锁在文件柜中。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解释:“家里条件不好,怕‘老总谱’受潮,只能用这个办法保存。”跟“老总谱”保存在一起的,还有那本专家认为极有文献价值的家藏古书《述善集》,这书也用塑料布严实地包裹着。
  杨学景说,这两样东西是世代相传下来的,他祖父、父亲把它们看得比自己的财产都重要,宁愿家不要,也要保着它们。“好不容易传下来的,在我手里要有啥闪失,那多罪过?!”
  家族这么重要的东西,为什么收藏在杨学景家?这个问题别说杨学景,就是他的父亲、78岁的杨存藻老人也说不出个所以然。只知道,从他曾祖父那一辈儿起,这两样东西就在他家。杨存藻说,他小的时候,曾祖母还在世,老人家喜欢讲家族的老故事,其他小孩都不怎么爱听,只有他听得津津有味,于是曾祖母就常讲给他听。
  在杨存藻的曾祖父手里,这个“老总谱”差点失去。那时候土匪多,社会很乱。有一次土匪闯进他家,翻出了“老总谱”,看着像床夹被,就抢走了。他曾祖父情急之下,忘记了害怕,一路跟着那个土匪。那是“秋边儿”的天气,要冷还不很冷,土匪晚上就盖着“老总谱”睡觉。他曾祖父赔着小心,在旁边蹲了一夜。土匪里边也有好人,有的土匪就劝那个抢“老总谱”的,“咱要了也没多大用,这老先生都守一夜了,还给他吧!”
  失而复得后,杨存藻的曾祖父将“老总谱”和《述善集》用油布包裹了,埋在地下。但后来证明,这样保存也有很大风险。
  大约150年前,杨什八郎的老村子遭遇了一场大水灾,村南边一条大堰决了口,水来得急,杨存藻的曾祖父啥也不顾,把“老总谱”和《述善集》扒出来就逃命。
  抗日战争期间,家谱传到杨存藻父亲的手里。当时金堤上面是条公路,是从濮城镇到濮州(现濮阳县城)的要道,时常有日本军队从这里过。每到这个时候,他父亲啥也不要,背上装着“老总谱”和《述善集》的杏黄包袱就跑。有一次跑晚了,日本兵已进了村,他父亲背着杏黄包袱往北跑。日本人在后面喊,他父亲怕失了家谱,不敢停下,日本人在后面开了枪,幸亏前面有一条沟,他父亲跳进沟里继续跑,这才得以逃脱。
  最近几十年,家谱归杨存藻和他儿子杨学景收藏,虽然他们并不了解“老总谱”和《述善集》的学术价值,但保管好这两样东西,几乎已经成为他们从祖先那里传承下来的本能。
  家族秘密公之于世
  1985年,大方碑重新面世后,村里有人认为,既然自己的祖先是蒙古族唐兀氏,希望政府把民族成分改为蒙古族。为了印证这一点,他们向有关部门反映村里还有一部珍藏了600多年的《祖遗藏书》(即《述善集》)和一套完整的家谱。这一情况引起了濮阳文化部门的极大重视,不久市文化局派人找到收藏家谱和《祖遗藏书》的杨存藻,杨什八郎村的另外两件珍贵文物由此公之于世,并很快引起有关专家的极大兴趣。
  王国维在《鞑靼考》一文中说:“唐古亦即党项之异译。”唐古即唐兀,亦即党项。如果杨什八郎村原姓唐兀,他们就很可能是被认为已消失的党项人后代。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,国内外曾有专家认为四川康定的木雅人是党项人的后代,是西夏灭亡后从今宁夏一带迁徙过去的。濮阳的杨姓家族如果能认定是党项人的后代,必将引起学术界极大的关注。
  1985年前后,河南省社科院学者任崇岳、穆朝庆,宁夏社科院学者罗矛坤、许生根等人先后到杨什八郎村调查,随后更多的学者对《述善集》和杨氏家谱进行研究。学者们对这个杨氏家族是不是党项人后裔存在争议,但一致认为他们肯定是西夏遗民的后裔。
  学者们的研究,渐渐弄清了杨氏家族的源流:一个西夏的牧民,被“世界征服者”改变了命运,从西北草原,来到濮阳定居。他的后代,混合哈刺鲁、乃蛮、旭申、克烈和汉族的血脉,发展成这里的一大旺族……
    
  在传说中的柳下惠的故里——濮阳县柳屯镇有一个杨什八郎村,村里有一个形制特别的大方碑——唐兀公碑,该碑立于元朝至正十六年(1356年),距今已650年。与唐兀公碑同时被保存下来的,还有一个完整的家谱和一部叫《述善集》的家传古书。杨什八郎村杨姓村民认为,这些文物显示他们的祖先来自遥远的贺兰山下,他们可能是蒙古族人。图为唐兀公碑。


  杨什八郎村的杨姓家谱
  家传古书——《述善集》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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